城市配置與人的身體
文：吳鐵流
攝：Yvonne CHAN
1965 年，丹麥建築師 Jan Gehl 獲得資助前往意大利遊學，與妻子、心理學家 Ingrid Gehl 一道考察城市公共空間與市民公共生活之間的相互作用。他們透過觀察及記錄人們在公共場所的流動和行為，總結出一系列城市生活模式的指標。其中一個重要的發現是「邊緣效應」：他們在Ascoli Piceno的人民廣場（Piazza del Popolo）觀察時發現，大多數人傾向於聚集在廣場的邊緣，這是由於邊緣的某些建築特色，如柱廊、拱廊和遮陽篷等會吸引人們在其中站立、倚傍和逗留。很少人會選擇站在空曠的廣場中央，無所依靠。可見，我們身體的姿勢和動作深受城市配置的影響，城市環境中各種元素的佈局有意或無意地引領著我們與它們互動，作出群體性的行動選擇。
香港的城市環境豐富多樣，類似對人的影響也非常明顯。我們在中環繁忙的街道上行走，速度會跟在新界公園中漫步很不同。在斜路或樓梯上行走時，我們的身體會以不同的角度傾斜。繽紛的櫥窗佈置吸引我們在店鋪間不斷遊走，而海傍樹下的長椅則邀請我們停下來稍作歇息。我們城市人就像置身舞台上，演出一場由我們周遭城市編排的群體當代舞。這舞蹈呈現各種關係——人對周遭環境的回應，以及人們彼此之間的互動。
某些城市配置有助促進互動，也有一些可能會限制甚至阻止城市中的身體活動。例如，香港大多數公園入口處都會有各種警告：「請勿在椅上躺臥」、「不准踏單車」、「請勿玩滑板」、「禁止擺賣」、「禁止塗污公物」、「請勿攜犬入內」、「請勿餵飼雀鳥」、「請勿踐踏草地」等等。這些標示表明，我們的身體和行為即便在公共空間中亦會受到多種任意偶然、有時甚至相互矛盾的政策和規則的限制。這些規則會物化爲各種設計：在禁止單車、滑板或寵物的公園入口，我們經常會看到交錯的欄柵，人可以通過，但不能直線而行。長凳上的扶手可以爲長者和殘疾人坐下和起身提供方便，但同時也實現了阻止無家者在公共場所躺臥的暗藏目的。類似阻止躺臥的裝置還有在公園或橋底常出現的金字塔陣。近幾年疫情期間由於社交距離限制許多公共設施關閉，在公共遊樂場的滑梯和鞦韆上纏繞著膠帶或膠網，球場籃球架被取下，公共座位亦綁上膠帶以減少人群聚集。
這些有目的地限制公共空間行為的設計方式已經歷史悠久，近年學界引入了「惡意建築（Hostile architecture）」一詞加以概括。這種有偏見的設計透過阻礙身體的自由而將社區中的弱勢群體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我們也許要服從，但也可以挑戰，好像我們有時寧願選擇躍過障礙，或者闖出一條捷徑。一些人亦會對惡意建築作出創造性的回應，例如美國藝術家Sarah Ross創作出一系列「服裝」以批判洛杉磯城中的惡意建築：奇特的幾何形狀從衣服上長出來，填補惡意城市家具和身體之間的空隙，從而諷刺城市環境和市民需求之間的差距。
惡意建築的現象將「誰可以去哪裡，他們可以在那裡做什麼」的問題置於討論的核心，令關於城市配置如何影響身體的思辨變得政治化。城市中的公共場所成為空間政治的競技場，精心編排的城市舞蹈因而轉化為操控與被操控的表象，進而展現出一場權力的角力。
